《文艺报》原主编孔罗荪（1912-1996）。
上世纪八几年到九几年，我几乎年年要到北京，起先最重要的是看母亲，母亲去世后，主要是去看我哥我姐。去大多是住我姐那儿，只有最后一次，赵蘅一个人了，是住她那儿的。北京、上海两个地方，是朋友最多的，到了北京，看望朋友，和朋友聚，是少不了的。像刘北汜、杜运燮这些西南联大的老同学，或是中西的桂慧君，就聚得更多了。照例会去看望的，还有孔罗荪和严文井。
和孔罗荪早就认识了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事。一解放就成立了南京文联，赵瑞蕻和我都加入了，孔罗荪是文联负责人之一。
在我看来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也是南京文联的鼎盛期。不像现在，学校的人和搞创作的是两拨人，学者归学者，作家归作家，那时的文联，差不多文化人都在里面，以中文系和外文系的教授为主。当然胡小石、陈中凡、范存忠这些名教授是挂名的，重要场合出现一下，基本上是不过问的。
真正管事的是孔罗荪、郑山尊、李世仪。他们各自具体的职务记不清了，反正工作都是在他们领导下进行的。三人都是地下党，都没架子，对胡小石、陈中凡这些长辈都是恭恭敬敬的。
郑山尊做地下工作时的一段经历，不知是不是他自己说出来的，周围的人都知道。是说有一次他们的组织暴露了，国民党特务找到了他们的联络点，在场的人都被抓了，上了一辆卡车，郑山尊当时刚从别的地方过来，看见他的同志在车上，没留意那些穿便衣的特务，以为要一起去哪里，汽车刚刚启动，他在后面追着喊，还有我哩!等一等！车上的同志作声不得，眼睁睁看着他爬上来。就这么被捕了。我听了这事乐坏了，见面了就开他的玩笑，说他是“自投罗网”，他也不以为忤，一笑了之。
当时南京文联的气氛就是这样的，没觉得孔罗荪、郑山尊他们是官，在他们面前也没有上级、下级的意识。
有意思的是，“三反”时他们这些当领导的还小小紧张过一阵。“三反”是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官僚主义，原本和文艺界没什么关系的，孔罗荪、郑山尊他们几个文联头头也被牵扯进来了。那段时间我经常到新建的“南京会堂”看话剧，有天晚上又去看演出，一眼看见售票窗口上方贴了张很抢眼的大字报，题目忘了，内容是指责他们不该提议修建南京会堂，说这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浪费，对人民犯了罪。根源是世界观没改造好，立场有问题。还提到的一件事，是在文联机关所在地香铺营那栋小二楼上，弄了个类似会客室的地方，稍稍布置了一下，美其名曰“文艺沙龙”。
记不得南京会堂是不是为演话剧而建的，后来倒是成了江苏省话剧团的固定演出场所。之前南京戏院、电影院不少，专门演话剧的地方是没有的，话剧属于“五四”以后的“新文艺”，罗荪他们大概有扶植话剧的考虑，没想到成了罪状。奢侈才说得上“浪费”，其实南京会堂一点也不富丽堂皇，很朴素的，除了舞台看台，就是边上有了走廊，不必跑到外面去找厕所而已。
我看了直乐：这都算什么罪啊？后来听说罗荪还认认真真作了检讨，检讨里甚至包括“文艺沙龙”桌上放花瓶这种小事都没漏掉。好在没搞成大批判，检讨一下也就过去了。
1954年罗荪要调到上海去工作，胡小石先生在“六华春”设宴给他饯行。席间敬酒时，陈瘦竹大声说，罗荪，你走了，可不要忘记我们这边的朋友啊！罗荪低声咳一声说：不会的，不会的！
罗荪到上海以后，和巴金、靳以关系处得很好，也走得比较近，我因为和巴金、靳以熟，后来和罗荪也成了朋友，他在南京时接触倒不算多。他是巴金家的常客，我印象里巴金家的聚会，他基本都在场。巴金、萧珊、辛笛、靳以、黄裳，还有罗荪，在客厅里说说笑笑，回想起来，我脑子里都是有画面的。罗荪话不多，说话声也不高，都是靳以、辛笛唱主角，当然还有女主人萧珊。
1956年的巴金。
后来去上海看望巴金，也会去看靳以、罗荪。靳以、罗荪两家挨着，一起访，方便得很。“文革”爆发后，有好几年，朋友之音信全断了，更不要说来往。直到1972年结束“靠边”，回到“人民群众”之中，我才又开始试探着给友人写信。最惦记的是巴金夫妇，但不知道信该往哪寄。听说罗荪在奉贤干校，我就往那儿给他写信。两个多月后，得到了回复：
杨苡同志：十月八日来信已收到。得悉近况甚慰。附信未能代转，因有所未便，想当能见谅。李已于八月初即离干校返沪，当时因陈云（蕴）珍患病甚重，由他去照顾，而陈因所患癌症，已于八月中旬不幸去世。故李即留在上边，未再下来。他仍住武康路113号原址，问题尚未解决，此信是否要发，请你考虑。如写信去，也不要提到曾要我转信一事，陈去世一事，也不要提是谁讲的，免得麻烦。原信附奉。小林已结婚，也住在他家，小棠在农村。我仍在干校，因问题尚未最后解决，通信多所不便，请不要再来信，容俟解决，当再奉告，以谢关怀。余不一一，祝好！荪10.14.
“李”指巴金，“小林”、“小棠”是巴金的孩子（编者注：陈蕴珍即萧珊，巴金妻子）。这封回信写得战战兢兢，我附了一封给巴金的信请他代转的，他连巴金的名字都隐去不提，更不用说转信了。我猜想回我的信他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，毕竟如他所说，他还在等待发落，写信弄不好就惹出事来。所以尽管回了信，他却要叮嘱，不要再给他写信了。
孔罗荪、周扬、曹禺（自左至右）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。
1979年罗荪和刘真、邓友梅、林斤澜等人应邀到南京师范学院作报告，应该是他调到《文艺报》以后的事。我感觉到他身上的一些变化，过去他说话慢吞吞，要说话总是先干咳一声，不怎么放得开的样子，现在说话似乎变得比较干脆、敢说了。和同来的几位作家相比，他的发言算不得多大胆、犀利，可也是有锋芒的，倒不是说他变了个人，他仍然是谦谦君子，特别重友情，关键是，原来他说话是小心翼翼的。他看到学校的雕塑，发了一通感慨。我记不起他是如何发挥的，也没顾得上问他，因他的行程太密了，又有太多的人要见。
那次在南京，我陪他们夫妇去宁海路见了他的老朋友关吉罡。关吉罡是东北人，抗战时他们就在一起搞抗日文学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又一起在南京文联，老交情了。“文革”那样的情况下都还彼此有联系，我结束“靠边”后就是从关吉罡那里知道罗荪在奉贤干校，才试探着给他写信，得到回音后才联系上巴金的。关吉罡在南师中文系教书，教的是古代文学，我和中文系的人来往特别多，和他因为罗荪的关系，就更近，罗荪话不多，关吉罡话特多，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，课堂上这样，平时也是这样，而且什么都敢说。我还记得“文革”初南师打死人的那次，他出了校门愤愤地对我说，“我要留住这一口气，等着看看这些恶人的下场！”
因为姓关，老资格，也因为他嫉恶如仇，我们都称关吉罡“关公”。但我们去看他时，他已经半身不遂，卧床不起。我听人说过他得病，没想到他人也已经痴呆，见到罗荪夫妇，只一个劲傻笑，一句话没有，恐怕人也不认识了。罗荪凄然地握着他的手说，你要保重！我在旁边只觉心酸。
那天让人伤感的不只“关公”，萧亦五（他和罗荪也是在重庆就认识的老熟人了）从我这里知道孔罗荪来南京，约好了在关公家见面，这时也赶过来。他是残疾人，拄着双拐，一见面就激动地说，想不到我们还能见面！眼睛里满是泪，话一出口就哽咽了。都是劫后余生，那时候多年不见的朋友熟人在一起常是这种情形，真是“恍如隔世”。
陈瘦竹夫妇在南大设宴请罗荪夫妇，我和赵瑞蕻作陪。真的是恍惚：二十五年前罗荪奉命从南京调上海，胡小石先生在六华春为他饯行，陈瘦竹敬酒时大声寒暄，罗荪嗫喏应答的情景还历历在目，转眼间二十五年过去了，胡小石已去世多年，更多的朋友或自杀或病亡。陈瘦竹提议，第一杯酒就为死去的朋友。
那次见面以后不久，萧亦五就因突然发病加上误诊，去世了。我没想到孔罗荪有一天也会像关吉罡一样，变得面目全非，完全失去往日的神采。而且是看着他一年不如一年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腿脚还好，去北京必定会去看望的人，他是其中之一。起初听人说他在医院查出脑软化、脑萎缩，我还笑说肯定是用脑过度，人到老年，身体在缩，脑子缩一点，不是自然的吗？一点也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后来渐渐就觉得不对头：他笑眯眯只知问你哥嫂过得好吧，“老巴”（巴金）怎么样啊，问过就不吱声了，和他说话他也很少答腔，全靠周玉屏应付。下一年我再登门，他完全沉默了。再往后就真的只是“见个面”，玉屏姐给他准备了一个靠椅，因他已经不大能动了，半躺着，下身盖个毯子，从头到尾一言不发，脸上也没表情。让他吃东西，他就乖乖吃，给什么吃什么，玉屏姐给他准备的一大堆药片，他一片一片拈起来放进嘴里，很认真的样子，吃零食也是一样，香蕉一口接一口，似乎很香甜，不停地吃。赵蘅陪我去的，出来说，孔伯伯真能吃啊！我听了心直往下沉。
又一次，我从南京带了些雨花石给他，逗他说，看看雨花石，想想南京。过了一阵，正和我说着话的玉屏姐忽然起身过去，从他手里夺下一颗雨花石，数落他：不是糖果啊，你糊涂呀，怎么往嘴里放？又从他嘴里掏出一颗。他全无反应。最后一次去看他，估计他已经不认识人了，这时他女儿孔祥丽退休到北京照顾他。虽然嘴里没说，大家都明白，这次见了，有没有下次都难说。将他摆放好，我们合了个影，玉屏姐还特地化了妆。其他人强颜欢笑，罗荪呆呆的完全没反应。
现在人常说的阿尔茨海默症，罗荪应该得的就是这个罢。过去不大说，其实在他身上早就有征兆了。1982年初冬在上海，辛笛兄夫妇和黄裳兄在一家著名的老餐馆宴请黄源、赵家璧、罗荪夫妇，还有赵瑞蕻和我。饭后我特别将靳以生前在上海时给我的一些信带给罗荪，那时他已经在忙着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事，到处征集与新文学相关的资料。他曾明确对我说，你把靳以的信交给我好了。后来才知道他全忘了这回事，那些信也不知去向，而我分明是看到他放在风衣口袋里的。换了个马大哈，也许会是不小心弄丢了，可他是个仔细的人，而且对靳以的信又那么重视。可见那时情况就已经不妙了。
万万没想到，先走的是周玉屏。周玉屏大我两岁，我都是以“姐”相称的。玉屏姐长得漂亮娴静，和罗荪郎才女貌，风风雨雨几十年，夫唱妇随，让人羡慕。她待人周到细致，每次我上门，如是事先电话约好了的，她都会专门到附近的新桥饭店去买些我爱吃的西点糖果。我跟她说，那一带交通混乱，车子不守规矩，过街得特别小心，她说她的心得，反过来教我，说穿过马路得先看左，再看右，说时一副很认真的表情。
就在那次在他家合影后不久，我去天津看望尚健在的几位中学老同学，行前给玉屏姐打过电话，告诉她我从天津回来再去看他们，她在电话里兴奋地说：“我忙极了，我妹妹就要来了！”她妹妹是从台湾来，罗荪痴呆后，她整天寸步不离忙着照料，恐怕难得有这样让她兴奋的事了。几天后我回到北京，从她外甥的电话中知道玉屏姐突然病危，已送医院抢救，我还以为我听错了，再过三天，电话通知我玉屏姐去世了。
我简直不敢相信，满耳朵里都还是玉屏姐的声音，嗓子略有点沙哑，很柔和的女中音。一边不能接受她的突然去世，一边不由地就想：这下怎么是好？罗荪怎么办呢？听说玉屏姐在医院弥留的那段日子里，罗荪每天坐在客厅里朝门口张望，当然是奇怪玉屏姐怎么不出现，但谁也不敢告诉他发生了什么。
玉屏姐去世后，我和当年南京文联的老朋友去看罗荪，带去一束白菊花，也不敢让他看见，只悄悄地放在外屋。枯坐了十来分钟，没话找话说，该说的话又得避开。起身告别时，忽然听罗荪轻轻地十分清楚地说：“谢谢你们！”不知道那一刻他是不是清醒了，清醒到什么程度，他是不是有点知道玉屏姐不在了？反正我简直怕听到他说出话来，像逃走一样飞快地下了楼。
1979年，孔罗荪、巴金、李小林、徐迟在法国。
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罗荪了，也的确是最后一次。这是1994年5月的事，那年我回南京后听说罗荪已由子女护送回上海家里。他住进了华山医院，巴金也住在那里。巴金那时还能说话，由女儿小林陪着去看望他，他们都是话不多的人，但想来巴金会宽慰几句，罗荪会因为老朋友的话就多懂一些吗？再过了一两年，我听说有人拍了这样一张照片：病房里巴金坐着轮椅被推到另一个病房去看也坐着轮椅的罗荪，两个老人对望，眼里闪着泪光。
我一直想看又怕看到那张照片，不过完全可以想象那个场景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罗荪调到上海以后，两人的关系就密切起来，他们一个是文联主席，一个是秘书长，可两人的友情哪里是工作关系就能说尽的？我还记得1979年巴金在浩劫后第一次出国的事，巴金的两个妹妹忙碌地为他准备行装，这次是应法国一家出版社之邀去巴黎等地访问的，请女儿小林同去照顾他。当然，按过去惯例，上面总要派个领导陪着的，还要有个翻译。父女二人也不知上面会派谁。那天我去看巴金，正在武康路聊天，小林先还嘀咕，就怕派个跟她爸爸谈不来的领导，那这一路多别扭。忽然，接到北京长途电话，小林眉开眼笑地对大家叫着：“这下好了，上面派孔叔叔和我们同去！”“太好了！有孔叔叔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就放心了！”当时全家都非常高兴，我陪着一起开心。
这一幕，罗荪是不在场的。另一个场景更久远了，在我却更是清晰。是1954年冬天在上海，他穿着玉屏姐为他买的深蓝色中式丝棉袄（现在所谓的“唐装”），下面穿着笔挺的深灰色呢裤，一副神采飞扬的样子，我赞他穿得帅气，他笑着说，杨苡，给瑞蕻也买一件，很暖和！于是我给赵瑞蕻买了一件咖啡色的，他穿上了，我还笑赵怎么穿也没有罗荪的潇洒。那时候的罗荪温文尔雅，风度翩翩，一点不输给电影明星。
罗荪是1996年去世的。八年后我写了一篇祭文，题目叫《先看左，后看右》。原本是玉屏姐关于过马路教给我的经验之谈，上面提到过的，我听了不知怎么联想到罗荪那么多年在官位上的小心翼翼，如履薄冰，各种运动中的压力重重，身不由己。我觉得这些年他就像推了一辆独轮车，半个世纪以来罗荪好像一直赶着一辆独轮车，轮子歪歪扭扭地向前，有时向左歪了，他赶快把车把向右扭。但真的向右了，又怕车倒下来，使车上的人摔落在地。我还认定他的病跟他这种怕犯错的状态有关——活得太累了！玉屏姐过马路说的一句寻常话，是就事论事的经验谈，和政治上的“左”啊“右”的没关系的，我硬是浮想联翩了，拉来给当了题目，一通借题发挥。
但我的确有那样的感慨，以至于他去世时又难过又觉得走了也好，是一种解脱。
杨苡
责编 刘小磊